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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遗产

2020-11-17 作者 : 新京 阅读 :

 ——评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书评人 陈夏红
 
唐德刚先生曾反复阐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的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读完《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以下简称《失败的遗产》)后惊奇的发现,唐德刚老先生所言不差,民国前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宪政史,的确没有脱此“宏观有其必然,微观难免反复”的窠臼。
 
 
 
民国前十年中华国会的制宪活动,《失败的遗产》的作者严泉博士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民国初年(1912~1913);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复会(1916~1917);第一届国会第二次复会(1922~1923)。结合《失败的遗产》提供的史料以及分析来看,这三个阶段又各有成败得失:在1913年国会成立后,不少国会议员问政积极,在宋教仁案、大借款案、俄蒙协约案等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弹劾、质询案层出不穷,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先后迫使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此外还制定出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各类议案42件。这一阶段的国会被后世称为“国会神圣时代”。但是这届国会很快就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则众说纷纭,表面上看是袁世凯北洋军阀的肆意破坏,而实际上,则是因为国民党人的激烈政纲导致国会成为一个拥有超级实力的权力实体,完全背离三权分立的政制原则,既非总统制又非内阁制的“因人改制”最终导致政体失灵。此外按照严泉的分析,国会政制中由于国民党人极力防范而没有给拥有军政实力的北洋团体利益留下妥协空间,最终以袁世凯称帝而无奈落幕。1917年南北分裂之后,史称“安福国会”的第二届国会召开,历时三载。这届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在巴黎和会前后致电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要求日本归还战时攫取的原来德国在中国拥有的特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次主要由军政实力派人士构成的国会,居然罕见地推动了1919年的裁军法案,并督促政府进行军事政治改革。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下令举行第三届国会选举,但遭到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只有部分地方选举众议员,而参议员选举则一直没有进行。1922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第三届国会则宣告消亡。
 
至此为止民国初年的宪政史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做了见地独到的分析,既认识到民国初年国会制宪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宪政尝试的失败,亦就此发现这段失败的尝试背后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民初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常见的史学著作都将原因归因于袁世凯个人的贪婪狡诈、北洋军阀的凶残本性等等,而作者通过对于史实的考察和与美国等宪政国家的比较,颇为独到地发现了民初宪政“失败”的秘密,如“超议会制”背后政体选择的失败、革命党人试图完全将北洋实力派排除在政治架构之外、制宪进程中策略互动的匮乏等等。如果不是笔者的阅读范围过于狭窄的话,这本书恐怕是近年来大陆地区中文史学界有关民国宪政史研究中少见的佳作。
 
大量使用第一手材料,是《失败的遗产》能够成为佳作的首要因素。该书大量章节的写作引用了第一手的文献,诸如当时的会议记录、档案文献等等;对于这些原始资料不足的地方,作者又旁征博引地参酌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从而使得文献的引用能够比较丰满,进而有效地保证了史论的可靠性。比如该书第五章“利益优先:国会关于宪政选择的争论”,作者通过查阅《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记录》等系列文献,将当时中国宪政选择千钧一发之际各方争执的焦点,全部分门别类概括于纸上,既确保了本书在史料使用方面的圆满,亦给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的空间。
 
比较方法的灵活使用,也使得作者在《失败的遗产》中对于民国初年宪政尝试的研究增色不少。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得心应手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比如对于制宪者的知识背景、年龄、遴选方式等等细节以及国体政体的选择、制宪策略等等的研究,作者参酌了当前关于美国制宪会议前后历史研究的成果,从而很自然地告诉读者,美国制宪得以成功的原因,而正是因为缺乏这些因素才导致了中国制宪的失败。除了将中国制宪和美国制宪的进程及细节进行比较外,作者还对民主化浪潮下,中国与其他各国的民主转型过程做了言简意赅的比较。比较方法的使用,使作者的眼光超脱于中国宪政建设中一时一地的成败得失,而将中国宪政建设置于全球民主政治发展的框架下,其成败得失不着笔墨而跃然纸上。
 
借重作者本人的法学、政治学知识储备,恰当地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并将其融会贯通于《失败的遗产》的研究写作中,也是该书成为佳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作者在研究方法中,适时并合理地引入了理性选择理论、策略互动理论乃至新制度主义理论等等,从而使得历史事实在现代理论工具的烛照下而重现生机,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旧貌换新颜”。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又适时地借鉴了诸如亨廷顿关于民主化浪潮的研究成果、诸如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经济观的研究成果,使得无论宏观方面的中国民主转型,还是微观方面的制宪者背景的分析,都显得持之有据。
 
从一个技术性细节来说,《失败的遗产》也做的无可挑剔,那就是将谢辞提到全书的最前面。我们知道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地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添砖加瓦的过程,这是需要感谢的;另外,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有导师、评议人乃至学友的襄助,需要有关资料部门提供资料,这亦需要感谢,因此,正如周振鹤教授所言,“这篇《谢辞》并不是虚文假礼,而是学术发展在一个具体方面的真实记录,是对前人学术成果的一种必须的尊重。”将谢辞提前,正是作者表达对前人研究成果、对师友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的一种感激和尊重。这一点在西语学术界已经成为一条无庸置疑的学术规范。《失败的遗产》一书将谢辞置于全书之首,尽管是应该做的,但正因为大陆地区学界这种风气的缺失,亦显得弥足珍贵。
 
 
 
【严泉著:《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4.00元】